巴山游击队

巴山游击队

1935年红四方面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后,有一支革命队伍一直坚持战斗在川陕边的大巴山,建立了以南江桃园为中心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时间长达五年之久。他们地作床,天作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数倍的敌人顽强斗争,直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穷苦大众的解放,献出了生命。历史不会忘记这些英雄们——巴山游击队。

游击队遗址

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按中共中央电示“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在即将撤离根据地前的2月初,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中共川陕省委书记、省游击总指挥周纯全、省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等研究决定,成立巴山游击队。由驻旺苍坝的红31军政治部特务队、31军92师277团3营9连、4军12师36团1营2连,分别组成第一、二、三大队,由刘子才(4军12师36团1营教导员)任司令、赵明恩任宣传部长。游击队组成后,即移驻南江县与南郑县之间的桃园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3月,红军西渡嘉陵江前,又将4军12师36团特务连留在桃园,并派出20多名连级干部,发给枪支500多支,还抽调南江、英安(今 旺苍县境内)两县地方干部到桃园工作,组成一个独立师和一个县委。师长 刘子才,县委书记吴善礼。继又将中共陕南褒沔中心县委的红庙塘游击队编入,全师共约1000人。组建时,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等给予了热情鼓励。1935年4月,红军撤离根据地,把革命的火种留在川陕边区,继续坚持游击斗争。

红军雕塑

巴山游击队以红31军名义开展斗争,打击民团和神团的复辟活动,在南郑县建立了小坝、喜神2个乡、11个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蒿坝、高桥、小坝独立连、游击队。9月,打败陕西国民党38军两个团的围攻,10月发展到1200人,游击区域扩大到纵横500平方公里。
1936年1月,“独立师”师部移驻喜神坝乱草池。3月,在敌陕西38军围攻时,师长刘子才思想麻痹,指挥失误,部队损失200多人。在转移中又犯轻敌错误,部队再遭重创。部队到达 三道河(现宁强县境内)时执行错误政策,造成原31军政治部特务连脱离主力,单独前往通江碑坝被国民党保安队瓦解。主力到达桃园时,仅余下260人左右。5月,部队整编,吴三保代理师长,下辖一、二营,分别由王天海、赵明恩任营长,驻小坝。8月,由于部队高度集中,又受到38军偷袭,从此部队长期处于无根据地的流动作战中。后在桃园焦家河会合时,仅存65人,被迫隐藏深山,驻大河河畔一石窟中。

游击队遗址

1936年10月,游击队在 南江县焦家河畔石窟召开全体会议,批判了游击队领导 刘子才在军事上的错误,并撤销其领导职务,纠正了“左”倾思想路线。制定了“打陕安川”的斗争策略,取消了县委,改“独立师”为游击营,选举赵明恩为营长,下辖一个独立连和两个队(两个班),营部移驻南江桃园寺。

这次会议,健全了组织,整编了部队,增强了战斗力,加强了统战工作,游击队又进入了一个发展壮大时期。为了求生存、求斗争、求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
宣传党的政策,扩大革命影响。游击队派人到通江、南江、南郑、 广元、旺苍等地书写、张贴革命标语,让小商小贩把标语带到集市、场镇散发,用涂上生漆的木板写上标语,放入河流,漂入汉水、长江,广为传播。
打击地主恶霸,保护农民利益。依靠桃园原苏维埃干部群众,消灭顽固的地主恶霸势力,解除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实行打富济贫,所得钱财部分用于部队建设,部分帮助贫困农民。在根据地内不征粮、不收税。

实行“纳税保商”,发展商业贸易。依据 川陕省苏维埃税务条例及经济公社的经营方针,对大宗商品征什一税,对小商小贩免税,并武装保护过境客商安全,1937年1月在南江铁炉坝设立厘金局开始收税。
加强自身建设,作好长期准备。此时党员发展到60人,成立了1个党支部、5个党小组,连上建立了党小组,由赵明恩任党支部书记。经常开展政治教育,游击队官兵的座右铭是“吃平等、穿平等、命令来了不平等。”完善部队建制和后勤部门,部队按实战的标准训练,还特别进行了“耐寒”训练,在无霜期仅有半年的 高寒山区,一年四季不盖被子。大量储备武器和粮食(油米子),“3年不生火,照样能过活”。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措施,1937年夏至年底,游击队进入了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时期,游击队员自称为“幸福时期”。部队由5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根据地从无到有,建立了以大小园包、铁炉坝、 回龙沟(包括整个桃园)为中心的纵横约100里的根据地,游击区域北达 汉中南部、东迄通江西部,西至广元东部,南至南江北部,纵横约300公里。

纪念遗址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一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就曾关切地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苏区还留有多少红军?”,9月张闻天在《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对敌运动》中提出:要同“通南巴游击队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后虽然多次联系,终因国民党拒不承认这支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和种种复杂原因,游击队无法按中央指示“开赴延安”。
1937年5月,党中央派何孝林(原营山县苏维埃主席,长征中负责随军家属工作)从延安给游击队送来信件、书报、地图和4套八路军军服样品,通知游击队开赴延安,由于 刘子才认为此通知与“留守苏区”精神不符,提出若原先在部队来一名认识的人就好办了。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党中央要求国民党承认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拒不承认。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再次派何孝林回川,向游击队介绍国内革命形势、红军及各省游击队改编情况,对游击队工作作出了指示。

1938年2月,派王正坤(原红四方面军33军259团团长),由中共 汉中工委具体安排到距桃园约160里的 南江县兴马坎经商,化名陈柯,同游击队专门作长期联系。1938年8月,王正坤将游击队要求联系人需持有陈昌浩、张琴秋照片或亲笔信的要求转达给中央,1939年夏,中央指示将信件和照片交中共川康特委,特委指定由中共阆中中心县委书记饶茂文亲自办理。恐发生误会,周恩来再请在延安的赵明恩之妹赵明贞拍了照片,写了亲笔信,并由赵明恩的同学、曾在家乡一个党支部共同战斗过的魏传统,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写了一封长信,一并经蔡畅交给中共 汉中特委办理,不幸,由于种种原因没能送到游击队。
1940年春末,党中央尚不知游击队已失败,又经八路军办事处,派杨桂林到南江联系,杨到 巴中即被捕。

巴山游击队指战员也在时刻想念党中央,曾多次给刘伯承写信,派人到延安,但未能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红军雕塑

1938年11月,胡宗南任命28军新编9师师长杨晒轩为“巴山清剿指挥”,以两个团的兵力对游击队进行“铁壁合围”,于1939年2月开始进行“清剿”。游击队利用严寒的气候、林密的高山,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诱敌深入并分散其兵力,各个击破,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
1939年冬,敌兵力达4个团7000多人。杨晒轩任命了解通南巴地形、人情的 巴中人李子犹为“巴山督剿主任”,再次围剿。敌人采取了“空山”毒计,强迫山中的群众全部撤离,被驱赶离乡背井的“山民”达62户。大肆杀害与游击队有联系的群众,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断绝游击队的粮食与消息来源。接着“构碉储粮”,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同时进行“政治说招”,动摇游击队员军心。游击队由于有较丰富的物资储备,利用熟悉的地形,与敌人周旋,不断打击敌人,夜袭哨兵、后勤班,摧毁敌人后勤补给,使敌人“空山”围剿失败。
但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内部出现了叛徒,给游击队造成极大的危害,情况十分危急,游击队决定集中兵力,到外线作战,向陕西方向突围。

游击队一方面坚持艰苦的游击战斗,一方面做好干部战士政治思想工作,坚定信念。营长赵明恩经常鼓励大家说:只要有党的领导,有广大劳苦群众的支持,有同志们的团结战斗意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人民群众冒死支持,送粮食,送情报,游击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仍然与敌人作顽强的斗争。继续向 陕南突围。突围中,游击队抓住敌人的松懈,仅以牺牲一人的代价,胜利地袭击了敌指挥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游击队的斗志。

1940年1月27日,由于副营长管业元的叛变,游击队情势更加危急。游击队主力被敌分割冲散,总计仅有50人左右。1940年2月9日(正月初一),游击队向通江转移,进入碑坝后河(今南郑)。15日,遭到数倍于已的敌人的伏击,仅存20人。3月,转战到碑坝山上,再遇敌强攻,大部分壮烈牺牲。赵明恩被叛徒杨之芳杀害。
坚持了5年之久的巴山游击队虽然惨遭失败,但它的光辉战斗业绩永远留在人民心中。烈士英魂,如巍巍大巴山,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


烈士通铺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