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与巴文化 第一章 巴人背影

巴中与巴文化 第一章 巴人背影


巴文化

一、巴文化的起源

文化是人类社会独有的创造物,是区别于地球上其它生命世界的根本标志。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一般由物质、制度和精神等层面有机构成,而以精神为核心;狭义仅指精神层面,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如科学、技术、教育和社会意识形态、民风民俗等等。

巴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极为重要的区域文化,有早期巴文化和通常意义的巴文化之分。早期巴文化,指先秦时期巴国先民创造的文化,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几个层面。通常意义的巴文化,则涵盖了早期巴文化,泛指自巴国形成以来,这一地区的人民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积累获得的全部物质、制度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以精神文化为核心。本书所论的,正是通常意义的巴文化。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巴文化,既要研究古代巴国的起源、发展、消亡、社会意识形态、生产生活方式、民风民俗等,也要研究先秦以来尤其是历史上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建立以后巴地历代的文化创造、传承、发展与演变,通过发掘、梳理和研究其极为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而深度反映巴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是巴文化的精神内核和特质。

巴文化的渊源极其久远。晋朝巴蜀地区大学者常璩所撰写的《华阳国志》记载:“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巴国,远世则黄炎帝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意思是:巴人不仅是我们中华人文初祖炎帝黄帝之后裔,而且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比炎黄还要早的时期。这条记载充分反映了巴蜀地区的文明起源相当久远。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在四川盆地,巴文化集中分布的广大区域,已经发现多处新、旧石器时期的遗址、遗迹。其中最早的是川东巫山县(今属重庆),发现有距今200多万年的早期人类化石。在川西岷江流域,发现有距今5500年至6000年前的茂县“营盘山文化”和距今4500年左右的成都平原“宝墩文化”。 在四川盆地内传统的巴文化区域嘉陵江流域,已经发现的遗址年代更早,如巴中市毗邻的广元市发现有距今六、七千年的“中子铺遗址”。在巴中地区则有“月亮岩”、“擂鼓寨”、“断渠”和“阳八台”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可见巴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历史源头非常古老。

巴文化发源于什么地方?巴人的故里何在?对此学术界有诸多不同看法。如一些学者认为川东泛称巴,古代民族部落凡住在巴的,中原都称之为巴;一些学者则认为,巴人最早起源于湖北省西部的恩施地区清江流域,因为当地有著名的巴人“廪君蛮”传说;一些学者认为陕南汉水上游是巴人发源地,因为早期巴人主要活动在这一带;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巴人起源地远在西北,是氐羌的一支后裔。上述观点各有所见,也各有所据。根据各方面的资料和所发现的遗址遗物分析,巴人和巴文化应该是在大巴山北面的汉水流域和大巴山及其以南以西的嘉陵江、渠江流域率先发展起来的。巴中地区正处于巴文化发祥的中心区域,是“巴文化”重要的起源地。

二、“巴”名称的由来

“巴”一词的由来,在古代文献中同样有多种记载,学术界也有多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巴”的本义是蛇。这一解释初见于《山海经》和《说文解字》,其中《山海经·海外南经》还讲了一个“巴蛇吞象”的著名神话传说,这个神话故事流传在今湖南洞庭湖一带。

第二种解释:“巴”是一种植物的名称——“苴”。按前人解释,“苴”字的读音与“巴”相同,本是一种草木,有人认为就是巴茅草,或者是荆棘一类,可以用来编织房屋的篱笆,与巴地先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后来又把生长这种植物的地方称为“苴”。《华阳国志》的《蜀志》中记载,先秦时期开明王朝的末代蜀王,把他的弟弟分封到了“苴”地,由于相互之间矛盾激化,很快爆发战争,进而导致了巴蜀的灭亡。《史记》也记载“苴、蜀相攻击”。“苴”的所在地,根据文献记载,就是今天广元市的昭化古镇一带,这里是秦灭巴蜀后最早设县的地方之一,历史上也曾在行政上隶属于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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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解释:“巴”的名称取自河流的形状,即巴中和渠县之间蜿蜒曲折的巴河。三国时期巴蜀大学者谯周著有《三巴记》一书,书中记载“巴”这一名称得自巴江,因为其河水从“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

对于“巴”的含义,现代学者也通过研究提出了若干相关解读说法。如著名学者徐中舒教授就根据史籍《广韵》记载指出:“巴”之本义为“坝”。“巴”、“坝”同音,因此“巴”就是“坝”,巴人就是生活在坝子上的人。而西南地区各族都把平川称为坝,全是由于巴濮族向西南迁徙的结果。张勋燎教授也运用历史学、地名学、民族学、语言学的方法和资料,经过多方论证以后,提出“巴”的含义是“鱼”的观点。此外,还有人提出“巴”是石头、老虎或白色等含义的解释。

综上,古今关于“巴”本义的几种解释都有一定的理、据,更具依据的是“巴”名取自大巴山地区江河峡谷曲折形状的说法。因为巴人是一个依山滨水的民族,他们生活在大巴山麓、嘉陵江流域,这一水系除嘉陵江干流外,包括渠江和涪江,其中渠江流域与巴和巴人的关系尤其密切。渠江流域的上游是巴河或巴江,巴中市域内的大通江、小通江、南江,都属于巴河水系,流经巴山峻岭,河道极为曲折。《三巴志》明确讲到,巴河从“始宁城下”流过,其河流的反复曲折形态犹如古文字中的“巴”字之形,也如沿江山峡谷地之形,因而得名。

三、“巴”的地域

“巴”的地域,从夏商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大的变迁。夏、商时代,巴族主要活动在沔水中游,另有一支以巨蛇(青龙)为图腾的支系活动在今洞庭湖一带。西周初年,巴立国于南土,与楚、邓、濮为邻,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今陕西东南部的汉水流域到今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地区。战国时代,巴国入川后,向西、向北发展。《华阳国志》的《巴志》,对“巴”的地域有明确记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鱼复,是指今川东的奉节县,是著名的夔门即瞿塘峡所在地(现属重庆市),这是东周时期巴国东边的疆界和东大门。西至僰道,秦汉制度规定,“县有蛮夷曰道”,“道”就是当时少数民族聚居的县级行政区划专名,因此僰道就是僰人聚居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在今天川南的宜宾一带,这是巴国西边的疆界。北接汉中,当时汉中的首府在今天的南郑,这是巴国的北界。南及黔涪,涪指古代涪水(今乌江下游地区),在今重庆的涪陵汇入长江,因而巴国的南疆达至涪陵和贵州部分地方。由上可知,巴国的疆域相当辽阔,北到陕南,东临奉节,西抵宜宾,南达当今的渝、鄂、湘、黔交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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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人部族

川大历史系著名史学大师蒙文通先生认为,历史上的巴国实际上是一个联盟,由大大小小的诸侯邦国联合而成。巴王是联盟的首领,在联盟内部,有枳(今天涪陵一带)之巴、廪君之巴、板楯之巴、姬姓之巴等等。这里仅按族群和活动地域略举几例说明如下:

(一)板楯蛮

“板楯蛮”是巴人中族群规模和历史影响均甚大的支系。 根据汉、渠二水上游古人类活动遗址出土的石器、陶片、烧炙坑、骨签等器物来看,他们起初应是依山滨水、以渔猎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群,其后逐渐发展出农业,在古代文献中又被称为“濮人”或“濮獠”。

“濮獠”在与别的部族战争或狩猎活动中,因习惯使用自制的“白竹弩”、“木板楯”作为进攻和防御武器,后来外族人又把他们叫做“板楯蛮”。

商末武王伐纣时,板楯蛮之巴就参加了伐商联盟,以“歌舞以凌殷人”、大败殷人名垂史册,周武王大加封赏,并以其宗亲为“子爵”,封于大巴山麓的汉水上游一带,这就是文献中“姬姓之巴”的由来。

秦时,板楯蛮人廖仲乐、何射虎、秦精等杀灭祸害四郡的白虎有功,秦昭襄王便减免了所有板楯蛮人的赋税,并易名为賨人。

(二)“五溪蛮”

巴人中的“五溪蛮”为“百濮”族群之一支。在1959年—1975年期间,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队,在大巴山东南的巫山县大溪镇西侧,发掘出数以千件的石器、陶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和数百座距今6400—5300年的墓葬。专家们初步认为:大溪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的重要遗迹。根据大溪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完整鱼骨来看,这些人有用鱼作为陪葬的习惯。据研究,该遗址一带属于史籍记载的巫山水系中以渔盐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盐阳神女”的领地。

“神女”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以后有了很快的发展,到了殷商时期,他们已成为巫山长江两岸一个很大的部族,有关史书称他们为“服子”,占有湖北秭归以西、重庆涪黔以东的长江两岸,在今重庆奉节筑城命名为“鱼”,仍然以渔盐业为重要生活来源。

关于“服子”的涵义,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续论》中解释说:“服就是濮的对音,服子就是濮子,指濮族的酋长”。因其“各以邑落自聚”,早先没有形成统领各邑落君长的联盟,所以又称为“百濮”。又因濮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两岸五大支流的中下游,所以他们又有“五溪蛮”的称谓,是古代巴人的重要支系,亦为巴国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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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廪君蛮

巴人中源于鄂西北的一支称“廪君之巴”。巫山东面有一条河流叫作清江,又称夷水,相传远古三峡在未冲刷切割形成前,四川盆地之水就从此流出。清江下游在上世纪以来的考古中,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活动遗址。据《后汉书》记载,在氏族社会末期,巫山夷水(清江)下游的“巴、樊、曋、相、郑”五个氏族,在未形成部族集团以前,因其领地经常受荆楚部族的侵扰,加之生活资源枯竭,所以他们便决定放弃祖茔,约定条件选出君长带领部族向西开辟新的居地。临行前,通过古老的竞选方式,推举出巴氏贵族中的“务相”为君长,称为“廪君”。于是,廪君便带领他们五姓举族从长阳(丹阳)逆夷水而上向西征伐,首先到达夷水上游的盐阳(今湖北恩施),去夺占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神女(母系氏族)”所拥有的盐场。“巴氏五姓”在盐阳战胜“神女”后,与板楯蛮、五溪蛮等接触互动,结成以姬姓之巴为首的联盟。

五、巴国的建立与消亡

商朝武丁时代,社会发展已步入了当时的全盛时期。周边很多“方国”与部落族人先后臣服于商王室并接受分封。沔水的“褒”, 大巴山麓汉水和渠江流域的“巴”,夔门的“归(后易名鱼)”先后臣服于商王朝。

商末,王室衰弱,各地的封国与大族部落之间,互相进行争城夺地的斗争。鱼国的濮人依附周人,并在西周伐纣的过程中担当前锋,勇锐无敌,致使殷人前徒倒戈,对西周王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所以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分封宗姬于巴,成为最早受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之一。濮族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后,不但摆脱了殷人的压迫,而且密切了与中原的关系。濮人依附周王朝,团结渠江流域与嘉陵江两岸的獠人和苴人,并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以濮人为首的三大部族为联盟的巴国。

奴隶制巴国建立的具体时间目前还未找到明确记载。但依据《水经注﹒江水》记载:“《春秋》桓公九年(公元前720)巴子使韩服告楚,请与邓好。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焉。”可知在公元前720年,楚国强盛,邓国和附庸于楚国周围差水两岸的唐、随、郧与汉水流域的邓、卢、罗七个方国已为王国,巴国强烈要求称王。楚国便同意了巴国称王。

巴国此次称王是以濮人为主,并联合了渠江下游的賨国、嘉陵江中游的苴国一道建立了“东至鱼复,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的强大奴隶制巴王国,国都设江州,但仍然依附于楚国。巴国称王后,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至公元前6世纪中期,巴国已发展成为西南地区能与楚国争锋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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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在周王室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巴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也急剧膨胀,图谋东出汉东,扩张江汉,因而一度与楚结成联盟,扫荡江汉间小国。后来盟约破裂,巴、楚反目为仇,数相攻伐,巴慑于楚之锋芒,被迫放弃汉水上游的故土,南下长江流域,转入渝东长江干流和四川盆地东部,重建统治。

战国时期,巴国周边国家推行的封建社会制度促进了社会大发展,但是巴国仍然处于落后的奴隶制社会。由于强邻不断进逼,巴国在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五易其都,先后在江州(今重庆)、垫江(今重庆合川)、平都(今重庆丰都)、阆中(今四川阆中)、枳(今重庆涪陵)建立都城。巴国五次迁都,都同当时政治军事局势的急剧变化直接相关,每次迁都都更加远离战场。到战国中期,随着楚国军事力量向长江上游的大力推进,巴国在渝东长江干流的版图几乎完全被楚鲸吞,巴王室只得退保阆中,而将渝东重镇枳交由巴王子据守。

尽管如此,也终究不能阻挡楚国沿江西进的凌厉攻势,更不能阻挡强秦的统一步伐。公元前316年秦国平蜀后,移师东进,取巴之重镇江州和阆中,俘虏巴王。经历了四百多年兴衰历史的巴王国从此进入了华夏的历史。

六、大巴山賨人

(一)賨人溯源

賨人又称“板楯蛮”, 是秦汉时期分布在川北、川东及陕西汉中一带的土著居民。《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年——247年)时,秦王招募能杀灭祸害秦、蜀、巴、汉四郡之白虎的悍将,杂居在华蓥山以南的板楯蛮人廖仲乐、何射虎、秦精等人在白虎出没之地,搭建竹楼安装弓箭,用白竹弩将白虎射杀。秦王以“蛮夷”不能按秦制封赏,便刻石为盟,减免所有板楯蛮人的税赋,此举称为“賨赋”,从此,板楯蛮便易名“賨人”。

汉初,公元前206年,刘邦采纳阆中賨人范目的建议:“募发賨民,要(约)与定秦”,用以摆脱项羽的牵制。由于项羽处在纠缠于山东讨伐战争的漩涡之中,对“三秦”之域无暇西顾。刘邦乘机从汉中出兵,入据关中,賨人为汉军打头阵,冲锋陷阵,很快占领了项羽分封地,平定了“三秦”,立下赫赫战功。刘邦为此封领军范目为长安建彰侯。同时,仿照先秦的办法,对罗、朴、昝、鄂、庹、夕、龚等七大主姓的賨民免除租税徭役,余姓賨民“岁出賨钱40”,保留賨人这一民族和部落组织,封其大小酋长为王、侯、邑君,賨民族由此声誉大振。

(二)賨人史事

东汉中期,政治腐败、赋税繁重、民不聊生,为能求得生存,賨人曾发动过多次起义,犹以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的一次起义“攻害三蜀(蜀郡、广汉、犍为)与汉中”,给东汉政权造成了极大地震动。

东汉末年,巴郡的阶级、民族矛盾尖锐,五斗米教在汉中至涪陵一带逐渐传开,受压迫、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成了五斗米教的信徒,信教的人多是賨人。

曹操攻破张鲁后,原住在宕渠的知名賨人李虎率领五百家投归曹操。曹操拜李虎为将军,并与归魏的賨邑侯杜濩、巴夷王朴胡一并迁往略阳临渭(今甘肃清水县南),北方人统称他们为“巴氐”。后来,李虎之孙李慕被封为“羌猎将”。

西晋时,统治者对入居关中的少数民族采取压迫政策。公元301年,巴氐族(賨人)领袖李特在蜀地领导西北流民起事。304年,其子李雄在益州(今四川成都)自称成都王,306年称帝,国号大成,改年号为晏年,史称成国。李雄在位30年,刑政宽和,战事稀少。338年,李雄的侄子李寿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汉,统治区域有今四川和云南、贵州的一部分,347年为东晋桓温所灭。

七、巴中在巴文化中的地位

无论是《华阳国志》记载还是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揭示,嘉陵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渠江流域,特别是渠江的上中游流域的巴中地区,正好位于“巴”的中间,是“巴”的腹心地区。这不仅和大巴山地区作为巴人的起源地是完全吻合的,而且与东周以后巴国受楚国进逼,疆域缩小后的情形也是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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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国联盟稳固的春秋时期,巴人曾相当强大,与当时的一流强国楚国多次交锋,互有胜负。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在战国晚期秦要统一天下之前,真正能够和秦形成对手的就是楚国,楚和秦在川东地区反复拉锯争夺,相互之间的战争非常激烈,在这个过程当中,巴人逐渐失去了在汉水流域的地盘,退到了四川盆地。随着楚人沿着长江水道继续西进,巴人被不断地向四川盆地内部逼压,因此,到了战国的中晚期以后,巴的地域相对就比较狭小了。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当时楚人已经来到了川东地区。例证有二:

第一,靠近三峡的云阳县故陵镇,传说是楚国的王陵所在地。由于缺乏考古调查,对此说法一直没有定论。近年来,三峡大坝的修建,集中了几乎全国的考古力量进行抢救性发掘。结果发现了大量楚文化的因素,证实其西界至少已经到了今天忠县一带,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典型的楚文化墓葬,也就是楚国移民的墓葬,这说明楚国已经占领了三峡以西相当远的地方。从文献记载看,其移民范围可能还要延至忠县以西。考古发现的这些资料与文献当中反映的楚人强大起来以后不断向西推进、开拓的史实完全吻合。

第二,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今达县是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春申君的故里。春申君在战国时期与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合称“战国四公子”,是当时非常有名的风云人物。楚国春申君的故里怎么会在达县呢?会不会是前人不留心的一个误记?后来发现一系列的文献当中都有相关或相似的记载或反映。尤其是西南地区过去的文献当中,多有楚国向西南地区移民的传说记载。如贵州的苗族地区就有所谓宋家苗和蔡家苗,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灭掉了宋国和蔡国以后,把两国的贵族迁徙到这一带,其后裔仍大量地保持了中原地区贵族的传统。根据清代的文献记载,他们耕读传家,文化很高,不仅通汉文,而且出了很多文化人,与其他苗族明显不同。这都是先秦时期楚人向西推进、移民西南地区的记载。

以上说明,尽管楚人西进,巴的地盘大大缩小,但是巴中地区仍然在巴国范围内,而且一直处于其腹心地区。对此还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出一些其他依据,比如《华阳国志》的《巴志》就明确记载:“江州以东,其人半楚,而垫江以西,则多为巴人”。江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垫江是今天的合川,它和江州(重庆)恰好在嘉陵江下游干流呈南北走向的纵轴线上。这条纵轴线以东 “其人半楚”,意思是有一半的人都来自楚地,地点则在达县,处于今天巴中地区的东边。这说明,巴中地区不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处于巴国的腹心地区,而且当巴国的地理范围缩小以后,仍然在巴国范围内,因而一直保留了比较原真、原本的巴文化的本底。这样的情况,显然和巴中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楚人向西是逐步推进的,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推进到巴中一带,就已被秦国所灭。据文献记载反映,楚人攻占江州、垫江一带以后不久,秦国的著名大将白起就大败楚军,攻占了楚国的首都郢都(今湖北江陵),形势急转直下,楚人只好东迁到了今天河南省东部的淮阳,历史上叫陈,离山东不远。后来在秦的进一步紧逼下,楚国都城又南迁到了今天安徽寿春,最后被秦人所灭。

秦灭巴蜀后,在今天川东一带设立了巴郡,巴中地区隶属于巴郡,当时的汉昌县,就是巴中原来最早的县名。至东汉末年,益州刺史刘璋将巴郡一分为三:巴郡、永宁郡、固陵郡。几年以后,刘璋又重新在地名上做了调整,把包括今天巴中的原巴郡改称巴西郡;把永宁郡改称巴郡;再把固陵郡改称巴东郡,东界在今天的奉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巴”及其由来,它们都在传统四川的地域内。由此可知,今天湖北省的巴东并不属于历史上“三巴”的巴东郡,只说明巴人的活动范围曾经到过今天湖北省巴东县这一带。

穴居人家仍在沿用吊锅做饭


无论是从《华阳国志》所讲到的巴国疆域,还是战国中晚期势力衰弱、地盘缩小后的巴国,渠江流域、特别是巴中地区都一直保留在巴国范围内,而且处于腹心地带。秦汉时期,今天巴中一带一直属于巴郡,其后或属于巴郡,或属于巴西郡,北魏以来一直叫巴州,更足以说明巴中与巴文化的密切关系。历史证明:巴中地区过去一直在巴国或巴地范围内,一直是巴文化的中心地域之一,是巴文化的故里。

今天的“巴中”是一个地级市的名称,早先则是一个县的名称。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巴中”,出现于民国初年,当时把巴州改名为巴中。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改?作为区域性地名的“巴中”,在历史文献当中很早就出现了。例如,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马错、张仪带兵一举兼并了巴和蜀这两个国家。《后汉书》的《巴郡南郡蛮传》记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这里说的“巴中”并不是行政区划概念,而是一个地域概念,与“蜀中”、“汉中”、“关中”一样,都是习惯性的地域称谓。再比如,历史上著名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中提到“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这里的“巴中”,显然与上面一样,也是作为地域概念。广义的“巴”有巴地之中的意思,这与今天的巴中存在很大的关联,因为今天的巴中一直就在巴国、巴地和巴文化范围内,处于其中心区域,因而在人们长期以来的理念中,就是巴地之中。这同样是有文献记载为依据的。《后汉书》卷一百五《刘焉传》、《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记曹操征张鲁,张鲁“乃奔南山入巴中”,此其所逃之地,显然即今巴中。因此,《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记此事云,张鲁“乃奔南山入巴中”。胡三省注云:“兴元之南有大行路通于巴州,……今巴州汉巴郡宕渠县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谓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仓山,下视兴元,实孔道也。”又如《宋史》卷四十八《天文志》记张思训设计的著名浑象仪图云:“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巴中人张思训创作以献太宗”。张思训为巴州人,但《宋史》径称其为“巴中人”,可见习惯上将这一带称为“巴中”,则由来甚久。所以民国初年将巴州更名为巴中,可以说顺理成章,实至名归。

由上可知,历史上巴的地域是有发展变化的,有分有合,三巴分置以后,渠江流域尤其是巴中地区仍然在巴文化核心区域。

八、巴文化的精神

巴文化是一个极具个性和特点的区域性历史文化,其富有特质的精神大体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忠勇节义、豪放包容”。

巴人或巴文化具有“忠勇节义、豪放包容”的精神和宝贵品格,历史依据非常充分。以著名的巴渝舞为例,商周之际,武王伐纣,号称有八百诸侯响应参加,其中主要有八个盟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彭即为巴)。巴人在武王伐纣过程中立下大功,表现极为突出而富有特色。《华阳国志》等史书记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可见前歌后舞、英勇豪放的巴人,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殷纣王的军队,迫使其临阵投降,此事因而载入《尚书》这一古代最重要的典籍,彪炳千秋。史书又记载,西汉初年,板楯蛮“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 。”秦末汉高祖刘邦被分封在巴蜀汉中地区,并以巴蜀为其王业之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定三秦,担任前锋部队的又是渠江流域的巴人——板楯蛮。汉高祖为表其功,下令宫中的乐人专门学习和表演巴渝舞,成为国家的传统节目,影响传袭甚为久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渝舞的由来。巴渝舞的史实,实际上反映了巴民族是一个非常优秀而富有文化特色的民族,不仅勇敢,而且忠义、豪放,甚至很有艺术感。巴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忠勇坚强、豪放乐观的精神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文献当中记载的巴将军蔓子的感人事迹。巴国一度出现过内部动乱,驻守在巴国东部边境的巴蔓子将军受命赶回国都江州平乱,由于掌握的兵力不足以战胜贵族武装,于是就请邻邦楚国派军队帮助平定,约定一旦平定之后,巴国就送三座城池给楚国作为酬谢。楚国凭借强大的军队很快平定了巴国的内乱,按照约定楚国派使索要城池,巴蔓子明确回答,国家的疆土不容丢失,我可以用自己的头颅来酬谢楚国,说罢就当场自刎,以头谢楚。楚王大为感动,命令以上卿之礼,安葬巴蔓子将军的首级。巴蔓子将军表现的无疑是坚贞爱国、有义有节、大智大勇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巴族群的精神和崇高的气节,毫无疑问是传统文化当中的精粹。

体现巴文化特点的“双耳”铜鍪


从“包容”角度看,巴文化也是可圈可点的。巴地和整个四川一样,历来移民众多,其文化犹如一个大型水库,水来自四面八方,又流向四面八方,在开放中形成动态的融聚。历史上的四川,曾经有过至少五六次大规模的移民,小的难以计数。古代最后的一次大移民出现于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这一时期由于明末农民战争,明王朝与清军的战争,清政府平定吴三桂叛乱,前后战乱几十年,四川人口丧失殆尽。据清朝初年政府的统计,当时全川人口总共只有8万多户,省城成都到处断垣残壁,甚至有虎豹出没,省政府不得不搬到阆中去办公长达十几年,所以现在的成都人基本上都是移民的后裔。但在成都远郊的龙门山地区,仍然还存在着一批土著居民。巴中的情况也类似,既有外来移民,也有一定数量的土著居民。需要指出的是,在巴蜀地区历来有不排外、兼容并包的精神,这与巴蜀历来就有很多移民的史实和传统相关,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文化品格。因为开放的一个区域,其人民来自四面八方,又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这个区域一定是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之所以巴蜀文化能够源远流长,充满活力,并形成传统,这和巴蜀文化开放、包容的品格、特质是密不可分的。